导读：向忠发简历及叛变事件的真相，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向忠发被捕后，仅仅一天的时间就牺牲了，他的死，究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酷刑逼供下的意外，还是正常处决？信息资料来自百度百科资料（httｐ://baik ｅ .baidu.com/link?url=tIy1jRHCEOx8k9Qjh8XDnjOUu...
导读：向忠发简历及叛变事件的真相，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向忠发被捕后，仅仅一天的时间就牺牲了，他的死，究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酷刑逼供下的意外，还是正常处决？信息资料来自“百度百科”资料（httｐ://baikｅ.baidu.com/link?url=tIy1jRHCEOx8k9Qjh8XDnjOUunKXjKjKOeOt4HxWvaZ５b1V01Tbl8f1N129NQcrC6TYkV8ZThOdhTASSBdQ2la）
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
向忠发简历
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51岁。
人物生平
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
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共产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1926年1月出席共产党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10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毙。
关于向忠发是否叛变的事情，目前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向忠发未曾叛变，经过刑讯逼供，死于电刑，《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很有可能为伪作。
工运起家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入选中央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得势原因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八七会议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地位低下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双面红人
向忠发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