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和爱人王国祥简介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

          

                          白先勇和爱人王国祥简介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2004年，由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作品集《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以及新作《姹紫嫣红牡丹亭》。白先勇喜爱中国地方戏曲昆曲如《牡丹亭》，对于其保存及传承，亦不遗余力。

        白先勇从小就喜爱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作品。如《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说唐》、《蜀山剑侠传》、《啼笑姻缘》；巴金的《家》、《春》、《秋》；《三国》、《水浒》、《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都是他所喜爱熟读的作品。在大学时代，由于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白先勇开始阅读和介绍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在创作上也开始模仿西方文学。但是毕业后入美国爱荷华创作班学习班，作者又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民间故事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使他具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这就是为什么自先勇长期生活在台湾和美国，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却仍能保持着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原因。白先勇从小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对祖国和民族有较深厚的感情。

        作者少年时代曾在天府之国的重庆生活，当他回忆起幼年时见到的巴山蜀水时，至今还非常神往。高中毕业时，由于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白先勇放弃了保送台大的有利条件，入了台湾水利学院。后因发现自己对水利没有兴趣，才转入台大外文系。他对祖国大陆的印象极其深刻。非常怀念。他所日夜思念的所谓总合性的“家”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正是这种对民族和祖国的深沉感情，使这位远离祖国的游子在作品中散发出漠漠的“乡愁”。

        白先勇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生活条件比一般人优越，但他从小对他所接触到的下层劳动者，却颇为同情。作者在《孤恋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充满同情地描写出了娟娟、朱凤、王华这一类下层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悲惨命运，当然不是偶然的。他对自己的家庭身世感慨颇多。据作者自己说，1963年出国前夕，母亲去世，等到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灵震撼较大。作者曾写道：“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这些思想情绪都是相当消极的，后来作者写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中的吴汉魂、李彤等一个个投水自杀，大概与作者这一时期的悲凉心境不无关系。白先勇于50年代末期开始从事创作活动。从1958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到1979年8月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发表《夜曲》为止，共发表了30多个短篇小说。1960年，他在台湾与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先在这个杂志发表，然后陆续汇编成《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谪仙记》等几个短篇小说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从1977年开始在《现代文学》上连载，已由台湾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早期作品，主要是描写作者少年时代所接触的生活，或模拟西洋文学的作品，如《寂寞的十七岁》中的大部分作品；二是描写台湾上层社会生活的作品，如《台北人》；三是描写旅美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如《纽约客》；四是描写台湾下层人物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孽子》。

        白先勇曾在香港公开表示自己为同性恋者，但在台湾公开场合极少提及自己的性倾向。白先勇曾说，他相信乃父知道其同性恋倾向，但并没有真正和他谈论过此事。

        白先勇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1983年）除骨肉亲情外，书中对于台北部分男同性恋社群的次文化，以及同性性交易等情节不避讳的描写，格外引人注意。《孽子》以一名因其同性性倾向遭乃父逐出家门的少男“李青”的视角，讲述一群以1970年代台北新公园为集散地，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男同性恋者的故事；而作者对于父子亲情的描写，亦为本书之主题。2003年，台湾公共电视台将其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引起社会上各种关于同性恋议题的谈论。在2002年的《扬起彩虹旗》新书发表会上，台湾同性恋权益运动者陈俊志指责白先勇与舞蹈家林怀民对台湾同志运动没有尽心尽力。

        白先勇，接受《凤凰周刊》采访。

        您的作品受回教影响多，还是佛教？

        答：佛教。我受到回教血液叛逆的、非正统的影响，但我对伊斯兰教在宗教教义上面不是很近。我念过天主教学校，在香港念初中时我是背圣经的，但慢慢的年纪大一点了，我想皈依的，偏向了佛教。我父母都信回教，中国回教协会是我父亲创立的。但是对孩子是宗教信仰自由。我二姐就信仰天主教。我而今信佛，我想他若知道了，可能会失望，但是也不会干涉。呵呵，我常说他是“开明君主制”。

        白先勇不建党的经历和不同于常人的情感世界，铸就了他特殊的性格。懂得中国当代文学概况的人，一定会懂得白先勇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对台湾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而白先勇的文学作品，白先勇的兴趣爱好，甚至白先勇的语言和思维，都离不开桂林这块生他养他的山水宝地，离不开勤劳智慧的桂林人。白先勇的一生，有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绪：那便是对桂林故土的眷恋。

        其实，他在桂林只生活了7年，12岁时去了台湾，25岁远赴美国，但一口桂林话却说得十分正宗。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许多桂林方言。例如“蚂捞车”、“鸡猫鬼叫”等等，桂林方言在他的怀旧小说中灵活而恰到好处的运用，使作品增添了一层独特的色彩。老桂林也许会有一个感觉，"金大奶奶"这个题目，本身就极富桂林味。当然，《金大奶奶》中不乏白先勇童年听来的故事，那些人物生活的背景，有桂林的影子。

        白先勇不仅能说一口正宗流利的桂林话，还酷爱桂林米粉。据白先勇说，他父亲白崇禧以前打仗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熬卤水做冒热米粉吃。白家四十年代末在南京、上海生活，还常常请人做桂林米粉吃，后来到了台北，很少能吃到桂林米粉，白先勇很是怀念这种特殊的地方风味。在他的名篇《花桥荣记》中，就津津有味地讲起桂林米粉的故事。1993年9月，白先勇回桂林时住在榕湖饭店，见餐厅服务员就问“有没有桂林冒热米粉？”当服务员回答有时，他便啧啧嘴，大喊“先来两碗”。白先勇对笔者说，桂林米粉可谓“天下第一味”，好吃得不得了。

        2000年元月，白先勇再次回到桂林时，与上次回桂林一样，白先勇一进饭店便问“有没有桂林米粉”，得到肯定回答后又连来两碗，还直说，多来些芫荽、酥豆，好吃好吃！白先勇吃米粉，那动作也是"训之有素"的。尽管米粉堆得高，那双筷子可以上下自如地在碗里打翻而不让佐料掉出来。这大概是桂林人的饮食本事。除了桂话桂林米粉，白先勇十分喜欢桂林的传统艺术桂剧。在7岁离开桂林前的日子里，白先勇常在母亲的怀里抱着看桂剧，所以即使是57岁回桂林时，白先勇仍然对桂剧如此钟情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