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元化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噩耗传 来，众人惋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与王元化先生交往20年，尽管不...

5月9日，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元化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噩耗传 来，众人惋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与王元化先生交往20年，尽管不是王先生的嫡传弟子，许纪霖一直称王先生为自己知识与精神的双重导师。得知王 先生离去的消息时，许纪霖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尽管知道会有这一天，但得知这一消息，他表示仍然“很意外、很悲痛”。

“我只能站在斯坦福校园，面向东方为先生默哀。”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许纪霖，不仅由于与王先生是忘年交而有着感性认识，更理解一个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脉络里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许纪霖回国后，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

为“思”而在的知识分子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钱谷融教授，曾说王先生长着一双尼采的眼睛，眼神非常犀利，背后实际上 是一种智慧之光，整个人充满理性。“思”对王元化很重要，他很多著作，包括《思辨短解》、《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在内，都和“思”有关，特别 到了晚年更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反思”。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的人生价值，忠实体现在王元化的“思”上，他的大脑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思考。

王元化晚年曾对许纪霖说：“你不知道作为一个老人是多么的痛苦!”在许纪霖看来，对王先 生来说尤其痛苦的是，他到晚年哪怕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思想仍然非常清晰，无论记忆力、判断力还是思想的敏锐程度，都让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88岁的老人， 可惜的是他的身体拖累了思考，感觉如此力不从心。

王元化本身是一个为思而在的知识分子，其反思能力更为很多知识分子所不具备。他不迷信任 何权威，对任何习以为常的说法都要问个为什么，能够成熟地运用理性思考判断问题、自省其身。实际上，人们向来用“南王北李”指代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两位领 袖，“李”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已于2003年逝世的李慎之先生，“王”指的就是王元化先生了。

李慎之先生去世，许纪霖曾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对两位大知识分子作过一些比较。他认为李、王 两位先生分别代表了宋明以来儒学“尊德性”、“道问学”的两大传统，如果说李先生以其道德勇气成为“一个激情的代表，一种道德的象征”，那么王先生则作为 注重知识、究极理性而成为智慧的化身。

“王元化先生在当代中国整个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解放的历程中，是一个走在风口浪尖的人 物。”许纪霖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王先生根据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反思中国的教条主义，提出在人们的感性、理性认识之中，还 有一个“知性”的范畴，所谓的知性，是指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普遍的具体性这一理性阶段，从而找到了思想僵化的认识论根源。

“反思是他的生命力之所在”

王元化作为当代中国一位很有思考力的理论家，其知识体系非常丰富，既有对19世纪俄国文 学、黑格尔哲学、莎士比亚文学的深入了解，也有对中国诸子百家的精深认识。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先生经过深刻思考，，更进一步意识到启蒙的负面因素，于 1993年发表了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开始从反思启蒙的基础上捍卫启蒙的传统。

杜亚泉五四时期任《东方杂志》主编，和当时的“启蒙阵营”有一场论战，论战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他虽然接受西学，但不赞成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好的东西不能抛弃，最重要的是要调和、积蓄，要把中国文化传统和西学连接上。这导致了一场很大的论战。

王先生之所以注意到杜亚泉和许纪霖有关。许纪霖说：“杜亚泉是我家族中的长辈，当时他的 子女要编《杜亚泉文选》，希望我找一个有影响的学者写篇序，我就请王先生写。本以为他会写篇应酬性的序，但他非常认真，先把文选的稿子全看了一遍，然后打 电话给我说：‘小许啊，你介绍的杜亚泉了不得啊。我们现在反思的问题他当年都想到了!’他冒着酷暑、打着赤膊，一个字一个字地研读杜亚泉的资料，用整整两 个月写了篇15000字的序。文章最后在《文汇报》整版发表，一经见报就轰动了国内外。”

“这是王元化对启蒙的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反思。”许纪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私下议论、质疑，但现在15年过去了，大家对启蒙的反思慢慢形成一种共识。王先生正由于这种强烈的反思能力一直走在时代前列，这在同龄的学人中非常罕见。这种反思是他的生命力之所在。”

既是思想家，又是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