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5月31日，现代主义诗歌先驱华尔特惠特曼诞生在美国纽约长岛亨廷顿区西山村一户没有土地的木匠家庭。 美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声春雷 1839年起，惠特曼开始文学...

1819年5月31日，现代主义诗歌先驱华尔特·惠特曼诞生在美国纽约长岛亨廷顿区西山村一户没有土地的木匠家庭。

美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声春雷

1839年起，惠特曼开始文学创作，写一些短诗，同时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几年以后，他成了一家较有名望的报纸《鹫鹰报》的主笔，不断撰写反对奴隶制，反对雇主剥削的论文和短评。1848年西欧各国爆发革命，惠特曼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歌讴歌欧洲革命，后终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新闻界。

之后，惠特曼一边重操他父亲的旧业——当木匠和建筑师，一边展开了他旺盛的诗歌创作活动。1855年7月，美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声春雷炸响了——惠特曼出版了《草叶集》。《草叶集》第一版只有薄薄的94页，包括12首诗作。1891年惠特曼逝世前，《草叶集》已出版了第九版，其中的诗歌篇目已增加到372首。

《草叶集》从第一版到第九版，经历了坎坷的历程，其中充满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在诗人逝世后100多年的时间里仍然在延续。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全世界所有文学大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向惠特曼的《草叶集》行过注目礼。小说家亨·詹姆斯年轻时曾经批评惠特曼是“对艺术的冒犯”，到60岁时他才以“深深的该诅咒的耻辱感”检讨了自己早年的“罪过”，并尊称惠特曼为最伟大的美国诗人。他温馨的话语至今仍萦绕在全世界热爱惠特曼的读者耳边：“我祝贺你在开始一桩伟大的事业，这无疑是从一个长远的背景出发的。我擦了擦眼睛，想看看这道阳光是不是一个幻觉，但白纸黑字摆在我的面前……

以一种原始的活力述说

在惠特曼从事诗歌创作的年代，控制美国诗坛的是所谓“高雅派”诗人，他们一味以模仿英国诗歌为能事，而当时的英国诗歌也已是维多利亚式浪漫主义的末流，这种诗风在美国产生的只能是等而下之的仿制品。惠特曼来了，带着手脚上的泥土和草叶，带着汗珠和露水，从码头、田野、矿山、街市走来，放开嗓门，大胆高歌，带着开天辟地的一个崭新的“人的姿态”——他一开口就是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声音——后来的众多批评家没有说错，这就是“新兴的美国文明”的声音。惠特曼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新大陆蒸蒸日上的时代，《草叶集》反映了美国在内战前后从农业经济发展到一个工业大国的进程，用一个新的乐观的声音在歌颂一个新民族的崛起。惠特曼一反当时美国文坛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陈腐贵族倾向，第一次把诗歌的“目光”放在了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上，赶车人、船夫、铁匠、木匠、纺纱女、排字工、筑路者、拉纤者，诗人把这些人物概括为美国人的形象，把最高贵的品质给予了这个形象，在这个形象中表现出正在准备为自由而战的志愿和希望。

惠特曼主张为了描述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及它们的创造力和丰富性，，必须避免传统的诗艺常规，即押韵、格律等。于是他创造了一种空前自由的诗体。他的诗总是随着奔放的激情、恣肆的想象和纵横的议论而形成一种舒卷自如的旋律，宛若行云流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所以“自由”是《草叶集》的一大特点。在惠特曼看来，“最好的诗就是具有最完善的美的东西——对耳朵的美，对大脑的美，对心灵的美，对时间与地点的美。

在美国文学史上，《草叶集》成了一个源头，成为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

惠特曼在世界和中国

惠特曼曾经呼吁世界各国诗人将自己的激情倾注给这个圆圆的地球，并表示要创造一种新的程式——国际诗歌。今天，在世界各国，惠特曼的后人正在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着这一“工程”。智利诗人聂鲁达不仅从思想渊源，包括诗艺甚至句式、节奏上都直接师承惠特曼，聂鲁达最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也是惠特曼的荣耀。西班牙语另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阿尔桑德雷从渊源上与惠特曼的关系也清晰可辨。

惠特曼把中国像印度一样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反过来，古老的中国从惠特曼的诗歌中也获益更多。这位为世界所公认的“民主诗人”，几乎是与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五四运动同时在中国出现的。而在中国的白话文新诗史上，直接作为一个精神资源和诗歌典范而输入营养的，惠特曼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诗人中的第一人。

郭沫若的《女神》直接接受了惠特曼的影响，“大胆冲破形式的羁绊，歌颂大自然，歌颂地球、海洋、太阳，歌颂近代都市，歌颂祖国，歌颂力”(艾青语)。郭沫若自己也承认“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跟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并且彻底地为他“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于是自己“开了闸的作诗欲”“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惠特曼为新生的中国新诗带来了解放的力量。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也透露着《草叶集》自由恣肆的风貌。到了朦胧诗作者，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的列举和拟人，在技法上完全脱胎于《草叶集》，而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的呼唤和及物的方式也带有《草叶集》的痕迹……比起前两代作者，这一代作者与惠特曼的关系虽然在表面上疏远，但在精神上却更为接近。惠特曼在《草叶集》中说：“不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不高高站在男人和女人的上面，或远离他们，不谦逊，也不放肆。 ”这种态度和姿势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说，太过于陌生和遥远——惠特曼轻轻松松、自自然然做到的，我们却需要努力和等待。

谁接触它便是接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