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为一个可置信的紧缩政策，一刀切式的压产能、砍泡沫虽有助于快速去杠杆，但也会带来非常高昂的经济代价，往往出现的结果是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无效供给和有效供给都被压缩，调控的经济成本非常之大。 其次，中央的财政、行政集权本身可能与市场化...

        首先，作为一个可置信的紧缩政策，“一刀切”式的压产能、砍泡沫虽有助于快速去杠杆，但也会带来非常高昂的经济代价，往往出现的结果是“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无效供给和有效供给都被压缩，调控的经济成本非常之大。

        其次，中央的财政、行政集权本身可能与市场化改革之间出现巨大的矛盾。尽管各种集权的措施有助于在短期内紧缩宏观需求，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来“活乱循环”的经济周期：往往是一收就死，之后只好再放，但再放又会再乱。

        第三，集权化的紧缩政策也会与中央“调结构”这个政策目标本身产生尖锐矛盾。要实现有效的结构调整与产业技术升级，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而市场化又需要推动经济分权。只有市场化和经济分权才可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后者的信息与激励优势去培育新增长点，并最终推动结构转型与技术创新。这样，集权化的紧缩政策就会不利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一般而言，去杠杆的最关键措施是紧缩信贷政策，尤其是给那些不具备可持续性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断奶。应该说，仅仅就信贷紧缩本身而言，并不一定就不利于向地方、企业与市场分权。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那些加了过高杠杆的实体，往往就是如国企、地方投融资平台这类存在严重预算软约束，不怕高息借贷、也没打算自己还钱的实体。因此，要有效去杠杆，中央政府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行政措施去压缩国企过剩产能，同时停掉地方政府大量的低回报基建项目。

        在中国，如果不采取上述行政性措施，而只是推动紧缩的信贷政策，就会很快带来“钱荒”的问题。一旦“钱荒”出现，地方政府、国企、乃至银行本身就会倒逼央行继续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换句话说，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地方政府、国企能在金融市场上不惜代价去借钱，金融市场也因存在大量此类主体而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只靠信贷紧缩来推动去杠杆就必然难以成功。只要地方党、政领导、大型国企官员对信贷紧缩持反对态度，并在“钱荒”出现后逼迫央行放水，同时游说相关部委降低压产能的政策压力，那时各部委就很难顶得住压力。

        中央的行政集权曾是去杠杆的支撑点

        不妨回顾一下1990年代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宏观紧缩政策。当时除央行大幅收缩银根之外，国家计委也必须硬性压缩各类基建项目，而负责各产业的其他部委则负责分头压缩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其中强势的国家经贸委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换句话说，只有在中央各部委集体行动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实现去杠杆的目标。

        显然，当前这一轮去杠杆也必须考虑各部委自身是否有激励去配合中央的行动。1990年代中后期的紧缩实际上伴随着中央财政、行政审批等多方面集权的措施，而这就给了国务院各部委相应的资源与政治权力，并成为各部委配合中央推动“紧缩”的强大激励。

        需要指出，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的宏观经济紧缩，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央集权的内涵也随时而变。例如，在1980年代的宏观紧缩中，中央虽然上收了投资审批权限，但并未大幅集中财税收入和国企管理权限。相比之下，1990年代紧缩期中央则推动了财政、金融、土地管理、国企管控等多方面集权。

        更为不利的是，本轮去杠杆还面临着一些新出现的严峻挑战，首先，央企的“尾大不掉”让各个中央部委在压缩产能上力不从心;其次，中央财政的支出刚性增加了去杠杆的维稳风险;最后，中央集权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比历史各个时期都更加突出。

        央企“尾大不掉”是最近10多年新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现实政治与经济环境中，有效去杠杆必须给中央各部委足够的激励，尤其是赋予其相应的行政权力来推动他们形成集体行动。1990年代各行业主管部委压缩地方国企过剩产能的一个重要激励，就是为自己直接管理的央企来腾出市场空间。当然，那时候各个部委很难只是单方面压缩地方国企的产能。通常他们采用的策略是也要求央企产能有所压缩，但同时却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去推动央企的设备改造与技术升级，从而降低产能压缩对央企的负面影响。1990年代推出的国企技改贴息政策就是此种类型的博弈。

        但中央部委上述压产能的方式，势必与市场化、分权化的改革大方向背道而驰：一旦部委与央企集权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后，经济又开始出现“一收就死”的情况，“一死再放”，陷入“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

        更为糟糕的，是1990年代紧缩期中央部委对央企的有意保护却带来了央企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结果是“抓大放小”导致了央企的“尾大不掉”。而当央企的经济规模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后，各部委就基本丧失了对央企的有效管控权。

        应该说，现在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对央企的管控能力远远不能与1990年代的国家经贸委相比。结果是在目前这轮压缩过剩产能的行动中，央企本身就成为去杠杆的巨大障碍，各中央部委压缩地方产能的政治动力也不仅因进一步集权的空间不足而大幅下降，反而出现了地方与部委合谋扩产能的情况。

        考察新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宏观紧缩政策未必一定就带来国企管理的中央集权乃至央企的“尾大不掉”。虽然1958年大跃进后，中央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地方国企管辖权上收到中央部委手里，但在1980年代的紧缩期，中央并未大量上收国企。此外，虽然央企在1950-1960年代间在国有工业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当时央企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基本都归各部委直接管理。换句话说，光有经济地位，央企也未必成为宏观紧缩的必然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