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央企的尾大不掉并变成宏观紧缩的障碍，主要还是最近10多年才开始出现的新现象，其根本原因，是此时央企已开始逐步摆脱了中央部委的管控。央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地位上都有迅速提升，并成为本轮宏观...

        实际上，央企的“尾大不掉”并变成宏观紧缩的障碍，主要还是最近10多年才开始出现的新现象，其根本原因，是此时央企已开始逐步摆脱了中央部委的管控。央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地位上都有迅速提升，并成为本轮宏观紧缩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财政集权带来的支出刚性与去杠杆也存在矛盾

        在讨论财税改革时，我们提到19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完全授予地方政府自主支配权的资金(即所谓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仍然较低(大约20%)。转移支付主要是由地方没有自主权的部分构成，包括专项转移支付和指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如增发工资补助)。

        转移支付比重上升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其中一个主要机制就是它削弱了部委控制地方支出膨胀的政治激励：为强化对地方对口部门的控制，各部委都会尽量争取扩大自己控制的专项支付。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部委联合地方一起向财政部施压要求多给钱。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可借机联合各部委去倒逼中央给地方财力补缺口。当中央部委与地方开始“共谋”后，就出现了转移支付资金规模越庞大，部委压缩地方投资规模的动力越弱的情况，加大了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当然，上述转移支付模式未必就直接带来宏观经济过热。毕竟相对于政府的总体基建规模而言，这些由转移支付资金所支持的基建项目总量还不太大。但上述财政“共谋”机制还是会让地方和各个部委不断要求增加各类转移支付，而且一旦增加就难以砍掉，结果是中央财政的支出刚性不断上升，而这有进一步逼迫中央不得不继续去集中财力。当经济过热出现时，中央财政收入和支出都会快速增长，而各部委都有动力扩大刚性支出以固化本位利益。

        于是，中央财政支出刚性本身成为了去杠杆的障碍：如果强行去杠杆带来了中央财政收入下滑，这种支出上刚性将会直接影响体制内、体制外的政治稳定。而中央为了保稳定必须再去加杠杆来刺激经济。

        1950-60年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也高度集权，但当时中央对地方基本没有转移支付，中央拿到的钱直接用于满足各个部委及其下属单位的支出。所以，即使当时中央财政高度集权，但其财政支出也主要是生产性的(国有单位基建投资大部分直接通过预算内支出)，不会出现因转移支付下降带来地方财政困难后很容易引致的社会稳定问题。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紧缩伴随的支出压缩带来的社会风险要小得多。

        在1970-80年代，财政体制一直都比较分权，但中央照样可以通过收缩信贷进行宏观调控。当时的宏观紧缩并不带来财政集权，正如1950-60年代的财政集权本身也并不阻碍经济紧缩政策的执行。而本轮去杠杆中央财政集权所导致的“吃饭刚性”及其所蕴含的维稳风险是过去从未遇到的挑战。

        因此对转移支付体制的改革，就是希望由此降低中央财政的支出刚性，降低“吃饭财政”下压缩支出必然带来的“保稳定”压力，进而降低紧缩政策的政治阻力。

        产业升级与财政集权之间的矛盾

        最后，此轮若进一步通过财政集权来去杠杆，还会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升级产生前所未有的尖锐矛盾。在计划经济时代乃至198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与企业的技术升级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去实现。在当时集权的财政体制下，中央可以直接投资去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而在1990年代，当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开始迅速增长后，制造业发展也基本上以吸收发达国家转移的夕阳产业为主，那时进行技术模仿的难度与成本并不太高。结合国内土地、环境、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那时中国的制造业就可以比较顺利地承接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并通过低汇率政策加大出口并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现在，当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国际需求已基本饱和，而中国国内土地、劳动力、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逐渐消失后，财政集权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日益突出。如果中央加强进一步加强财政集权，就自然会去严控地方政府的减税与优惠政策，导致地方政府本来可以为有潜力产业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无法落地，非常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条件去推动产业升级。例如，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给本地产业升级提供高技能劳动力，纷纷出台了支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的免税政策，或者推动企业将本应缴纳的教育费附加直接捐资给职业院校，但一旦要推动这些政策，就会受到集权财政体制的约束。

        解决的方式就是利用“营改增”将服务业的增值税全部留给地方，以便让这一轮去杠杆过程中给地方更高的财政自主性，激励他们去推动本地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服务业升级。

        除财政集权外，中央行政集权以及央企垄断都会阻碍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尤其是当前中国需要更多原创性、集合性的技术创新时，这种阻碍的效应就更显著。1980-90年代中国的技术升级主要还是依靠进口技术设备并进行简单的模仿。但到了今天，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则不仅需要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进行适度的扶持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更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去帮助挑选赢家，这显然与各部委进一步行政集权和央企垄断地位的上述存在巨大矛盾。

        实现本轮去杠杆所需满足的政治条件

        综上，在新中国历史上进行的各次宏观调控中，虽然是国企上收到中央以及财政集权化都不是必然发生的现象，但各种经济政策的管制权向中央集中还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否包括国有企业的上收、财权集中，还是只上收经济管制权，都会在宏观经济紧缩后迅速带来经济活力下降，“活乱循环”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