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公司时,我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是调整车门间隙,不过我对修车很感兴趣。”修车的岗位离他很近,一边工作,他一边还会悄悄观察修车程序。他是一个爱琢磨问题的人,时不时地偷师学艺。最后,如愿以偿来到修车的岗...
“刚到公司时,我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是调整车门间隙,不过我对修车很感兴趣。”修车的岗位离他很近,一边工作,他一边还会悄悄观察修车程序。他是一个爱琢磨问题的人,时不时地偷师学艺。最后,如愿以偿来到修车的岗位。
跟着师父学习了半年时间,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尽管进步很快,他却觉得学习的过程比较痛苦,总是担心自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成为师父之后,他才感觉当好人师并不容易。遇到干活速度慢的徒弟,他也会着急,别人3分钟干完,看到10分钟还没干完,跟不上生产节奏,他也会嚷上一句。
“事后,我会找机会和徒弟沟通,让他明白其中道理,会担心徒弟产生抵触心理。”王林林说出着急的真实原因,如果有一天徒弟们成为师父,需要独当一面时,一定要有真才实学。
他发现如今90后和00后的徒弟少了,也有亲戚的孩子找到他想谋一碗技术饭,打听了工作环境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王林林坦言,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工作时我是他们的师父,下班后大家就是哥们儿。”他并不介意徒弟们在饭桌上开他玩笑,怎么说都行,与传统的师徒关系不同,毕竟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大。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干活儿的时候绝对不能含糊。
有人认为,传统的师徒关系更像父子关系,而现在的师徒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交往更具有平等意识。但是这群“小师父”带徒弟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作和生活严格分开,该较真时一样不含糊。
与徒弟相处最愉快是什么时候?王林林说:“有一次修复汽车凹坑,我就告诉徒弟把机器调到什么参数。”他在旁边看,结果徒弟的操作一步就成功,这时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参加钳工比赛的陈士银话不多,不到30岁的他,目前在中信戴卡公司工作,如今也成为师父带着一批徒弟。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前段时间带着徒弟给一支世界知名的F1的赛车车队做出了高质量的轮毂模具,还派上了大用场。
“我巴不得把自己的技术全教给徒弟。”他并不是说大话。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性格内向的他,自己做徒弟的时候,常常被师父吆喝,体验并不美好。
“我现在对徒弟会特别注意说话方式。”他发现,一些老一辈的师父会相对保守,不太愿意把技术手把手教给徒弟。在陈士银看来,如今的钳工不一样了。他所从事的模具工作,对精度的要求特别高,精确到单位丝以下(1毫米=100丝)。要干好一个工作,更多的是依靠团队作战,因此在团队中要有突出的“高峰”,还要有“高原”,单枪匹马完成不好工作,必须要让整个团队强起来。
如今,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技术。他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师徒关系也要进行转型,师父不能像以前那样摆架子,而是要放下身段,对徒弟进行引导,通过密切的配合,共同完成工作。
“小师父”应向“老师父”学习
85后选手孙新宇,是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名钳工,参与过坦克部件的生产,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一劳动奖章。他直言:“我也走过弯路,多亏遇到了师父,让我明确了发展方向。”
进入单位不久,通过一些企业的技术比武,孙新宇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总是觉得管理岗位比一线岗位要好,就申请干调度工作。”20岁出头的他,性格也比较内向,在管理岗位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干得不太顺心。
他的情况被同一个单位的师父张学海看在眼里,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的他,悄悄地把孙新宇叫到一边,“干得不如意吧,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技术岗位,要不跟我干?”一番话,说到了孙新宇的心窝里。张学海也主动帮着他办完内部调动手续,两人确定了师徒关系。
张学海没有看错人,从2015年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技能大赛上,徒弟孙新宇一步一个台阶进步,从省赛第三名,再到第二名,最后获得第一名。
今年44岁的张学海也发现,一些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一线技能岗位工作。他培养人才的方式有些特别——师父主动找徒弟。在企业中,他更多在观察年轻人,觉得有人品不错、肯下功夫学习的,他就会主动找年轻人谈心,想办法拉过来进行培养。
“类似‘振兴杯’这样的比赛作用非常大,有年轻人看到孙新宇取得好成绩,也会主动找到我,要求加入团队提高技能。”张学海带徒弟,并不会影响年轻人的本职工作,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带着他们钻研技术。慢慢地,年轻人的技术也随之提升。
张学海探索人才培养的方法,值得“小师父”群体借鉴。这些年轻的师父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如何带好徒弟,他们才刚刚开始摸索。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从人才培养规律
去年,张学海专门到德国考察工匠制度。他惊奇地发现,德国也有师徒传承的制度。一位德国同行告诉他,师徒制度还是从中国学习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德国注意到中国的工业化迅速提升,其中发现中国师徒制度起到积极的作用,随后就引入当地。与我国不同的是,他们对师父带徒弟的数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的徒弟,以保证质量。
张学海认为,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生产关系的师徒关系也要与时俱进,“小师父”群体的诞生也是应运而生的结果。他提出要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让想学技术的年轻人找得到师父,让高水平的师父能找到好苗子,形成伯乐和千里马的良好互动关系。
除此之外,如何提升企业的工匠精神?张学海发现,在一些国企中,技能培训容易流于形式,有的组织单位碍于人情,走一个过场了事。
作为国家技能大师的张学海在职业资格考试过程中就进行调整,如果考试通过,培训费用由单位承担,如果没通过就自己埋单。单位还规定,如果评上技师职称,每月收入增加300元,评上高级技师,每月增加600元,让普通员工能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还设计了60个课时的培训。”张学海说,如果要通过考试,不能旷课,业余时间还要进行训练。也会有人给他打招呼,由于有制度化的约束,也就不存在讲人情走过场的现象。
张学海坦言,设计这样严格的制度,并不是难为人,故意不让人通过考试,而是要提升工人整体的技能水平。工匠精神并不是口号,要落实在行动之中。
张学海还发现,在德国,实际上真正顶尖的技能大师并不多,很多中小型企业都没有高级技师。不过,德国整体的工匠水平非常高。
“我国不需要把人人都培养成顶尖技术工人,事实上也很难,但企业不能缺技术领头人,不能缺优秀的师父,在此基础上再注重工匠精神的普及,我国的技术人才会有高峰也有高原,制造水平才能转型升级。”
顶尖的技术人才该如何培养?他认为,应该发挥国内技能大师的作用,除了技能攻关之外,一定要承担培养顶尖人才的职责。以点带面,我国企业的工匠精神的氛围才会越来越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