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间节点正是在曲龙举报郭文贵侵吞民族证券国有资产之后不久。曲龙被带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枪被抓的曲龙被以涉嫌职务侵占被批捕...
而此时间节点正是在曲龙举报郭文贵侵吞民族证券国有资产之后不久。曲龙被带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枪”被抓的曲龙被以涉嫌“职务侵占”被批捕。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以职务侵占8.55亿元判曲龙15年有期徒刑。
逼退各路对手
在郭文贵与曲龙反目之际，发现抵押物不翼而飞的谢建升走上了漫漫维权路。2009年，谢建升在得知天津华泰被转给郭文贵的消息后，前往澳洲找到了郑介甫，郑介甫将原来质押的银邦伟业转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他回国后查看原本属于银邦伟业的天津华泰相关账目，发现公司已被掏空。
谢建升曾先后找到郑介甫、赵云安、郭文贵和曲龙等人讨要，但谈判无果，甚至爆发冲突。2012年8月，谢建升以合同诈骗向焦作市公安局报案，并获得公安部对案件办理的批示。焦作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赵云安被抓捕归案，郑介甫遭监视居住，郭文贵则第三次逃往海外。
但在赵云安供认不讳、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赵云安仍被取保候审。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经其调查得知，时任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指派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来焦作，以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的理由，希望取保候审，但遭到焦作市公安局的拒绝，后通过河南省检察院批示赵云安不予批捕，赵云安得以缴纳保证金释放。2012年7月，焦作市公安局再次接到国安部发函，称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责令焦作市公安局撤案。
此后，谢建升多次上访，并在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时，将此案向巡视组反映。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河南省检察院向其道歉，案件得以在2014年6月重新启动。
赵云安被再次抓获，彼时的曲龙正在河北保定服刑，也被通过司法途径押解到河南。但河北省政法委领导随即派河北省监狱管理局高层到焦作，以曲龙在监狱中被发现涉及其他案件为由，要求调回河北。遭拒后河北方面再赴焦作，以国家安全部和河北政法委联合办案为名要人，2014年9月12日，曲龙被押解回河北。
而后，事件发生戏剧性逆转。9月30日，负责谢建升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以涉嫌受贿遭到调查。谢建升也因涉嫌行贿王绍政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
财新记者在焦作采访期间，曾询问焦作市公安局关于谢建升一案，焦作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以先了解情况为由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之后财新记者多次拨打相关科室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而天津华泰相关利益人也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命运。郑介甫以涉嫌职务侵占的罪名被郑州市公安局通缉，通缉解除后又被焦作市公安局通缉；天津环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险爆炸物”带至承德，后以“涉嫌职务侵占”被监视居住；郑介甫、谢建升分别避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赵云安、曲龙入狱。郭文贵逼退了各路对手。
拿下民族证券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还将目光放至距离财富金钱最近的金融证券市场。
2009年12月，政泉置业以2.91亿元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
当时石家庄商业银行为民族证券的第四大股东，2009年12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上述股权。但具有优先受让权的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等其他股东均未参与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批复了这一交易，政泉置业方浮出水面。
由于政泉置陷入财务危机，并涉及多起诉讼，收购民族证券的前期工作以曲龙控制的中垠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洽谈。郭文贵以此为跳板，一年后，又取得了民族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集团持有的61.25%股份。
2008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一参一控”原则，即一家机构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简言之，一家机构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证券公司外加参股一家证券公司，并要求在2010年12月31目前达标。
而此时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还控制有金元证券。2010年春节前后，在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张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证券为主、吸收合并民族证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绝后，张志忠辞去相关职务，后被刑拘。
2010年12月，首都机场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2011年1月13日，这笔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16亿元。
该价格被认为是白菜价。挂牌通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民族证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7.81亿元，评估值为25.04亿元。当时即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市场中，比较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业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计算，首都机场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应该值30亿元。
但是首都机场对竞买者设下高门槛，即由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这基本是一个无法满足的条件。
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无人摘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五家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政泉置业提交了受让申请。经过证监会批准，政泉置业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后郭文贵通过增资，将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贵逐步入手民族证券过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龙举报。曲龙称，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优秀会员之一，在向北交所汇报情况后，北交所推迟了郭文贵取得首都机场所持股份的进度。
曲龙在举报材料中称；“2009年至2011年，郭文贵伙同国家安全部等部门个别工作人员，以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为名，多次开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总局、首都机场集团将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低价转让给政泉置业。而在收购过程中，为避免正常收购竞争和溢价，郭文贵以同样手段，借助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力量，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之后，郭文贵还伙同安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唯一受让人……郭文贵与少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致使优良的是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一位熟悉民族证券的业内人士也向记者证实，在首都机场股权转让以及后续增资中，确实有安全部官员上门找到民族证券的主要股东，“他们态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绍信，口头上称郭文贵的公司是我们合作伙伴，希望关照，价格低一些，以后不会亏待你们这些股东”。
郭文贵前后出资18.91亿元控股民族证券八成多的股份，在与方正证券合并后，其持股市值更达到200亿元。那么精明的李友为何要引入很多人都避而远之的郭文贵？是看中其背后资源，还是另有所图？或许要等李友、马建案公布才能缕清。
致命的交恶
一位与郭文贵有生意交集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李友与郭文贵早就相识，也正是郭文贵将马建介绍给李友。在重组民族证券过程中，三个人还一起吃过好几次饭。2013年5月，郭文贵注资民族证券时缺少资金，还通过方正集团旗下的方正东亚信托融资80亿元，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增资民族证券，抵押物是政泉控股的地产项目及民族证券股权。2013年10月，方正东亚信托向上海银行转让了这笔49亿元、为期两年的债权，签下一笔七方合同的收益权，包括上海银行、政泉控股、郭文贵、方正东亚信托、方正集团等。
这位人士称，就是这笔融资让郭文贵与李友决裂。当时政泉控股提出用过桥资金解除抵押，以盘活被质押的部分股票和资产，并找到金融机构，同意政泉控股仅以18亿股方正证券股票质押就可放款49亿元。但方正集团对上海银行表示，要按照合同继续履行一年，不允许提前还款。
政泉控股在方正集团的借款并不仅此49亿元。一个月后，政泉控股在方正东亚信托另有一笔一年期的2.3亿元贷款即将到期。“政泉控股提前20多天发了一个提请延期函过去，一直没有回复。在距离还款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东亚信托负责人的电话关机。离还款期限不到24小时，东亚信托突然给政泉控股发函，表示不允许延期。如果政泉控股当天还不上这2.3亿元，其贷款卡就会出现不良而引发新的连锁反应。”他说，从那时起，郭文贵认定李友是故意想逼政泉控股资金链断裂。
这个说法与政泉控股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北大方正的高管则宣称，两方交恶源于政泉想控制方正证券的董事会——也许两方的说法都不算错。郭文贵和李友这两个江湖老手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
早在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重组之前，上述接近郭文贵的人士就断言，郭文贵肯定会把李友赶走，控制这个公司，“李友根本就不是郭文贵的对手”。
一位接近北大方正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从去年12月19日凌晨逃离北大博雅酒店，到今年1月4日被带走期间，李友曾给有关部门写信，举报了郭文贵和马建。“李友把钱直接打到马建家人的账户上，证据确凿，马建被查之后他家人也有被带走的。
2015年1月16日，官方通报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调查的消息，多位消息人士称，实际上马建最迟在1月7日就被带走。
财新记者获悉，继马建之后，其弟弟马龙、前任秘书亦被调查，马龙在一家金融投资机构当副总。马建已被查出有6套别墅，6名情妇和两个私生子，其中两名情妇亦为安全系统官员。在马建落马前后，安全部还有至少两名局级干部被带走。据称，有关部门调查发现，马建亲自掌握的一个处，居然拥有国内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办案及动用技术手段授权，在郭文贵、马建的内外交攻下，安全力量被窃用为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利器。该处有多名干部遭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