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8日，在政泉置业成立几天后就获得了金泉广场地块，金泉广场规划建筑面积为85.6万平方米，被称为亚奥商圈最大的商业项目。但郭文贵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决策出现错误，首先开发了6万多平方米的商业街。由于当时...
2002年1月8日，在政泉置业成立几天后就获得了金泉广场地块，金泉广场规划建筑面积为85.6万平方米，被称为亚奥商圈最大的商业项目。但郭文贵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决策出现错误，首先开发了6万多平方米的商业街。由于当时金泉广场周边商业氛围尚未形成，商铺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也导致计划中的二期住宅和三期写字楼、公寓无力开发。2004年底，整个工程处于停滞状态。
2005年，由于摩根中心正处于焦灼之中，郭文贵为保住摩根中心，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引进央企保利集团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北京保利）。2005年10月，北京保利与摩根投资签订协议，入主金泉广场，北京保利为郭文贵提供8亿元资金，其中5亿元用于金泉广场的后续开发，3亿元提供给摩根投资。作为交换，政泉置业的股东北京金浩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浩云）分别将其所持的合计80%政泉置业股权转让给北京保利，并承诺保利地产可从该项目销售中获得不低于27%的回报。
北京保利入手之后的2006年4月，金泉广场开始预售，价格大涨且销售顺利。摩根投资欲回购该项目，但无法与北京保利达成协议，遂于2007年5月10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保利地产，要求回购其持有的政泉置业80%股权，诉讼标金额为4000万元。
或许受到刘志华事件惊天大逆转的影响，郭文贵与保利的这次纠纷以和解结束。2008年5月，北京保利退出金泉广场项目，在政泉置业的股权也如约退回原股东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北京保利对政泉置业的8亿元投资款及相应收益合计人民币13.71亿元，由郭文贵的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盘古投资）承担，盘古投资以其拥有的盘古大观（即原摩根中心）A座写字楼整栋房产预售给北京保利进行抵付。
复杂的股权图
在郭文贵的摩根中心和金泉广场项目开发的背后，则是摩根投资和政泉置业两个公司纷繁复杂的股权变更。
1998年郭文贵与朱时茂合资成立的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下称文茂投资）几经变更，自然人与公司法人交替出现，先后更名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摩根投资）和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盘古投资）。而2002年为承接金泉广场项目火速成立的政泉置业也经过上述过程，最终变更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政泉控股）。
在郭氏公司股权变更中，出现了诸多郭文贵的家人、商业伙伴，以及注册于郑州、北京和国外的多家公司。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直接出现在郭文贵商业体系中的家人，包括其妻子岳庆芝，儿子郭强，兄弟郭文平、郭文存，亲属岳庆华，商业伙伴有虞晓峰、林强、马成、蒋月华、李琳等。出现的公司除了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还包括北京通原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通原）、郑州广益通商贸有限公司（下称郑州广益通）、郑州浩天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郑州浩天）和郑州浩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郑州浩云）等。此外还有大批隐匿在上述人物、公司背后的关系。
郭文贵在北京最初的生意伙伴是他的山东老乡、著名演员朱时茂。1998年，郭文贵出资300万元、朱时茂出资200万元成立文茂投资，后来两人分别增资至900万元、600万元。但在文茂投资成立的第三年，朱时茂以100元的象征性价格将自己的600万元股份转让出去，退出了文茂投资。与此同时，郭文贵也将股份转让他人。
此外，林强和虞晓峰对郭文贵曾帮助很大。林虞两人是北京金浩现在的股东，两人还与北京金浩一起作为北京浩云的股东。而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曾在2002年10月-2004年9月为摩根投资的股东，2004年9月-2008年6月为政泉置业的股东。林虞两人分别担任过摩根投资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财新记者获悉，林强原为公安部一名副局长，后下海经商。在摩根中心和金泉广场两个项目同时进行时，郭文贵资金链紧张，林强曾帮郭文贵在东南亚融资，对郭文贵帮助很大。后因利益问题两人产生矛盾。
虞晓峰在郭文贵公司工作多年，2006年初开始侧重管理摩根投资的财务工作。而马成、蒋月华、李琳三人为郭文贵在河南相关公司的负责人或股东。其中，马成曾担任裕达置业总经理，以及香港百宜投资公司在郑州成立的百宜（郑州）电力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郑州百宜）法人代表，而郑州百宜曾为郑州浩天和郑州浩云的投资人，郑州浩天和郑州浩云由蒋月华和李琳成立，现为政泉控股的股东，各自持股50%。
此外，郑州广益通和北京通原于2007年10月分别持股盘古投资股份的40%和60%，其中，北京通原现任股东为郭文贵妻子岳庆芝与郭丽梅。2007年12月，北京通原将所持的盘古氏投资股份全部转给郑州广益通，后者持有盘古氏投资的所有股权直到2009年12月。郑州广益通现名为郑州熹曼商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熹曼）。
工商资料显示，郑州熹曼由郑州蓝淮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郑州蓝淮）和郑州恒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郑州恒海）合资成立，注册资本均为3510万美元的郑州蓝淮与郑州恒海分别由外资公司硕富投资有限公司和业智投资有限公司单独出资成立，法定代表人均为孙爱玲。孙爱玲现为郑州浩航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郑州浩航）的股东，郑州浩航曾持有郑州浩天和郑州浩云全部股权。
通过上述纷繁复杂的郭氏股权变更，一个环环相扣的公司圈成功地将郭文贵隐匿至幕后，从而遥控指挥。
华泰争夺战
事后看，一个潘多拉盒子也由此打开，郭文贵用它裹挟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上演了多场对财富和公权力的围猎。
2008年，天津环渤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环渤海）的一次内部纷争，郭文贵以“捞人”的角色介入，却从此“引狼入室”，他通过隐秘操作获取了天津环渤海下属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的所有权，并从中套现4亿多元现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资产。在此过程中，郭文贵对国家强力部门的“借刀杀人”多次出现。
2008年初，北京银邦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银邦伟业）在整合公司资产过程中，发现自己持有60%股份的北京凌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凌云）已经更名为北京世纪泰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世纪泰和），而银邦伟业在北京凌云拥有的股权在这次变更中不翼而飞。
按照股权结构，银邦伟业控股北京凌云（世纪泰和），北京凌云控股天津华泰，三者都是天津环渤海控制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资产是天津华泰持有的“津滨发展”（000897.SZ）1.8亿股可流通A股，2006年时候的市值约5亿元。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天津环渤海董事局主席郑介甫告诉财新记者，2006年前后，天津环渤海旗下的几家公司上市之后，为规避关联交易问题，加上由于一些项目资金链紧张，有一些银行负债，为规避1.8亿股津滨发展股票被拿走，他特意把天津华泰拿到集团体外，由天津环渤海董事赵云安代持并担任董事长。但不幸的是，这个特意设置的股权结构网恰恰被赵云安利用。
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06年10月16日，世纪泰和董事长赵云安使用虚假的银邦伟业公司公章，模仿银邦伟业原法人代表吴熙恩的签名，将银邦伟业持有的世纪泰和40%和20%的股权转让给两名自然人。之后又转至其弟弟赵克安担任法人的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和达创新再收购了天津华泰一些小股东手中的11%股份，和达创新透过世纪泰和及自持，合计对天津华泰控股达到73.2%，赵氏兄弟成为天津华泰最大的股东。
实际上，此时的银邦伟业已经被郑介甫质押给了河南焦作商人谢建升。谢建升和郑介甫均告诉财新记者，当时郑介甫在购买俄罗斯“基辅号”航空母舰后，需要向对方支付1600万美元的中介费，但资金不足，故向谢建升借款1100万美元。2006年8月1日，谢建升以焦作凯莱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郑介甫签订了11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合同商定，以天津华泰的股份质押给焦作凯莱大酒店，期限为3-5年。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持有“津滨发展”股票的天津华泰放在北京凌云名下，而将控股北京凌云的银邦伟业质押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要这样的结构，是因为银邦伟业是个较为干净的公司，没有太多的债券债务。在借款完成后，他就将银邦伟业等公司的印章收缴。
2007年第三季度牛市出现，津滨发展每股涨到23元，天津华泰市值达到近30亿元的高峰。天津华泰多次以不同价格减持了大约7000万股的“津滨发展”的股票，共计套现近10亿元左右，这些套现资金都落入了赵云安的控制。
2008年6月，郑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赵云安抓获。此后，赵云安私下转到福建宁德的一笔两亿元的资金也被追回。
多个消息源告诉财新记者，赵云安被抓后，其家属多处活动，并联系了盘古投资的副董事长虞晓峰。虞晓峰和赵云安是同学，曾受赵云安推荐，于2006年11月至2008年9月间担任过天津华泰的董事。
财新记者获得了承德市公安局2011年4月-11月对郭文贵、虞晓峰、赵云安等人的数份问询笔录。其中虞晓峰和赵云安的笔录显示，2008年6月，虞晓峰将赵云安案告知郭文贵，郭文贵设法将其“捞”出。赵云安取保候审后，为感谢郭文贵，同意借款3亿元给彼时正掣肘于盘古大观项目资金困难的郭文贵。
双方设计的操作方法是：由郭文贵下属的政泉置业，收购赵克安旗下和达创新的所有股份，主要资产是其控股的天津华泰；赵云安则拿走了2500万股津滨发展股票加上和达创新账面上的1000多万元资金。
在笔录中，郭文贵称，当时赵云安给交易对价的估值是3亿元，但鉴于华泰的债权债务需要进一步调查，内部股东存在纷争，所以政泉置业暂时并不支付对价款，待公司价值、资产确定后再支付，但最多不超过3亿元。
实际上郭文贵最终并未支付任何费用。郭文贵在笔录中称，当时政泉置业刚和北京保利终止合作，政泉置业处于交接过渡期，不方便接收和达创新，所以安排曲龙和郭汉桥代持，等到弄清和达创新的资产、政泉置业完成过渡的时候，两人须再将和达创新的股份转回政泉置业。此外，因债务纠纷发生诉讼，政泉置业的账户被冻结，无法直接转账。郭文贵分得的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也转至曲龙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走账，再以政泉置业出具支付令的形式，将钱直接划拨到政泉指定的债权单位。
郭汉桥为郭文贵的投资顾问，而曲龙与郭文贵曾是“不分彼此”的兄弟关系。曲龙1970年出生，黑龙江肇东人，1992年在黑龙江省交通厅驻京办事处工作，1996年下海经商。财新记者获悉，郭曲两人相识于1998年左右，当时郭文贵在国外躲事，其宝马汽车由侄子放在曲龙的汽车修理厂中修理，两年间共欠曲龙100万元左右的修车款。郭文贵回国后一次性结清欠款，两人由此关系密切起来。
2005年左右，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建设急需资金，曲龙帮助郭文贵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文贵迟迟还不上欠款，曲龙被债主逼债，于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诈骗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2005年6月逮捕，后经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项后，于2005年9月取保候审。曲龙家属告诉财新记者，曲龙被抓后，郭文贵即出国躲避，曲龙取保后郭文贵才回国，并多番安慰曲龙，“许诺两人均分公司利润，曲龙之后继续与郭文贵合作”。
扳倒刘志华后，郭文贵不方便再出面运营盘古大观等项目，让曲龙出头帮忙操办盘古大观和政泉公司，并以盘古大观为主。2008年5月，曲龙被任命为政泉置业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年底分红不低于500万元。
但两人的亲密关系并未持续太久，在郭文贵取得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之后不久，两人就这两家公司的归属权彻底决裂。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矢口否认，称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是因为郭文贵无法支付对价款而转让给他，并且要求郭文贵归还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
此外，曲龙的中垠公司曾出面帮助郭文贵购买石家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份。两人矛盾公开后，曲龙向安全部纪委、中纪委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2011年3月31日，曲龙驾驶的车辆在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大酒楼窑洼湖店院内遭多辆车围堵，曲龙被砸开车窗后带走。据曲龙家属介绍，后经警方和其调查，执行人员为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贵手下等相关人员，共计10余人，以“涉嫌非法持枪”将曲龙带至承德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