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禁想问：她们真的获得性别解放了吗？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无数新思潮重新建构国人，其中就包括对女性的改造。实际上，这种变化时至今日仍未停止。基础教育以粗线条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反缠足、反压迫，秋瑾这样的女权主义者闹革命但当我们...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禁想问：她们真的获得性别解放了吗？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无数新思潮重新建构国人，其中就包括对“女性”的改造。实际上，这种变化时至今日仍未停止。基础教育以粗线条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反缠足、反压迫，秋瑾这样的女权主义者闹革命……但当我们回到其源头，再来重新审视的时候，会发现整段近代史实际上有一种不同的读法。

        “新女性”思想的源头，从来不是为了女性获得解放，而是将女性作为工具，改造所谓的“国民性”。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在晚清提出过“家政学”，被视作中国新女性的开端之一。但是，她正是从异化女性的角度，提出这一学说的。她说：“国脉之隆盛，基乎家庭，而家道之振兴，关乎教育……近阅东洋下田氏所编家政学，绪论闳深，条目慎密，于家庭义务，一归重于主妇。

        清末“新女性”的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放足”。女性缠足身心饱受摧残，这是无须争议的。但是女性对放足是欢迎的吗？美国学者高彦颐在其著作《缠足》中，用史料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事实上，反对放足最烈的，恰恰是那些被缠足的女性。因为缠足的多数是有地位的富家小姐，缠足几乎等同于一种身份象征，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一“贵族符号”的消失。我们只要想想满清进关就知道了，满族人并不缠足，当时曾要求汉族女性结束这个传统，但遭到汉族女性的强烈反对，而汉族男性却迫于压力接受了剃头，还留下“男降女不降”的说法。

        另一个对“新女性”影响甚大的因素，来自清末的翻译小说。当时的翻译与今天有些不一样，没有目的、没有筛选，囫囵吞枣地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外国文学都翻译到中国，而且出现不同版本，交由读者去评判。美国学者胡缨的《翻译的传说》，重点以西方文学中的三个女性形象：茶花女、索菲亚和罗兰夫人为研究对象，来审视这些西方文学角色是怎样通过中国文人的再创作完成“本土化”的。文人通过阅读西方文学，然后依样画葫芦，创造一个类似的中国女性角色，往往连小说的​​故事梗概也差不多。何止书中所举的例子，譬如胡适，在看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后，也非常兴奋地创作了一篇叫《终身大事》的剧本。

        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初版于1928年，是那个时代较为真实的记录。受到不同思潮影响的近代“新女性”，民国初年统称“女界”。她们中有的从政、有的从商、有的从教……她们大闹国会，在民间鼓动风潮。但似乎她们所有的努力，都打着“救国”的旗号，仿佛不这么说，争取男女平权就不够“正当”，而是只为“一己私利”。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禁想问：她们真的获得性别解放了吗？还是说，其实“新女性”根本就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

        【简】《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美国）胡缨着，龙瑜宬,彭姗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

        【简】《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著，商务印书馆，1998年4月

        【简】《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美国）高彦颐着，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