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是两件国际大事的时间节点。其一，按此前各方协商，伊核问题谈判应该有个说法；其二，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前者是一个陈旧事件，后者是一个新兴事件，有海外媒体称之为国际金融界的一次地震。 之所以将亚投行的诞生称之为地震，是因...

        3月31日，是两件国际大事的时间节点。其一，按之前各方协商，伊核问题谈判应该有个说法；其二，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前者是一个“陈旧”事件，后者是一个“新兴”事件，有海外媒体称之为“国际金融界的一次地震”。

        之所以将亚投行的诞生称之为“地震”，是因为这是现代史上首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推动创立的具有全球视野和架构的区域开发银行，震动的不仅是既定全球金融结构，更是国际政治金融观念。既因于此，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报名过程，便汇合了决断、迟疑、观望、转变等种种政府举措和政治情绪，成为舆论显性话题，尤其当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近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后，一些国家的落单就很显眼，比如作为经济金融大国的日本。

        据《日本经济新闻》最新报道，日本政府24日确定方针，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放弃在3月底前作出是否加入的决定。如果报道属实，就意味着安倍政府已经不打算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了。之前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曾表示，如果日本提出的一些条件得到满足，就“有可能”就亚投行运作机制“进行磋商”。当时坊间曾就此议论日本加入的可能性。其实，如果人们熟悉了从来模糊隐晦的日本政客的表态习惯，就可以得出判断：3月31目前，日本无意加入，麻生所谓“条件”，根本就是故意设障，那是把烂皮球踢给别人的老套路了。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日本，看到的是五味杂陈的心态。想当初，东京对亚投行直接的态度是排斥和质疑，待其他国家纷纷加入就开始语焉酸腐，眼下则出现舆论分歧，不少人日本业内认为日本应该赶早不赶晚。前环境相石原伸晃，就是那个极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的儿子，26日公开呼吁日本尽早加入亚投行，他的理据有二：日本外交应该灵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日本的邻国，日本必须认清这一事实。石原君在这方面脑子是清楚的，好过很多执拗的政客。亚投行从诞生起，因为它的性质和目标，就应该受到祝福。那些怀疑、排斥、拒绝，都缘于无法公之于众的对抗心态。

        是的，现在世界上有世界银行，亚洲有亚洲开发银行，然而亚洲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地区，这里的发展中国家亟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很大，有更多银行提供支持，当然更好。而且中国作为目前最主要出资国，从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库中提供资金，当然是一件好事。

        是的，亚投行的总部设在中国，但它的理念是开放、包容、透明的，它是多边性的金融机构，如果有人担心它的单边性，就应该负责任地加入，从而加大亚投行的多边性、多元性，而不是提出质疑，拒绝加入。

        是的，有人担心亚投行的运行会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造成压力，这实在是高估了亚投行的“冲击力”。更何况国际政经形势深层变化，已经对全球大型金融机构和组织提出改革要求，如果只是固守既定游戏规则并排斥新生的机制和理念，这样的做法无论饰以怎样的舆论色彩，都无法免除它天生的负能量。

        负能量的副作用往往是广谱的。就国际金融的新构建而言，它是保守和传统的消极维持，是对新生活力的压制，当前几大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运作同世界经济、金融发展不相适应，这种人所共知的现状亟待改革，但同样面临阻力，从全球未来而言，积极的刺激和补助是有益的，一些国家即便不爽，也应尽量容让。就日本而言，尽早加入亚投行这样的新兴地区金融机构，不仅有利东京在其中发挥更大效能，而且同时获得收益。很多事情挡是挡不住的，一味抵制用力太大，就很难转身，最后落得孤立的局面。

        这件事也暴露出日本外交上的问题。游离在亚投行之外，除了盘算私我利益，东京还有着外交合纵的考量。欧洲和亚太部分发达国家相继宣布加入，当初应该是出乎东京意料的。这些年日本因为历史等问题跟周边国家搞得很僵，这加重了它的外交倚赖性，这种单向惯性导致外交研判的失误。往根子上看，这毛病在于日本前高级外交官天木直人所指出的，日本外交政策的“外强里弱”，究其根本是“独立性”的缺失。天木认为，大国格局中，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构建存在很多积极相向的因素。在亚投行问题上，华盛顿已经出现开放的迹象，对于日本而言，如果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并像其宣称的那样谋求中美“共同利益”，当美国表示乐见亚投行的建立和发展，而这种可能性随着中美高层互动的展开变得越来越大，那时候，日本该怎么办，做一个孤独的游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