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这段话，最难做到的就是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就是说，做一件大事情，如果能够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必定会走向成功。 ”
天降大任自不同
三晋大地，有一位当代著名学者——降大任先生，其研究领域横跨“文史哲”三界。他，既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诗人、出版家，著有《元遗山新论》《山西史纲》《话说山西》《侯马盟书研究》《国学心解》《勺斋论札》等，备受学界推崇。
四个多月前，2017年12月15日，降大任病逝于太原，生命在75岁的时候终止了。他的去世，是山西文化界的巨大损失。这个年龄，正是他学术思想成熟之际。在山西文化界，像降先生这样具有渊博知识、深邃见解、纯粹真诚的学者，已然稀有。
生前，他是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文化学首席专家，原《晋阳学刊》主编，三晋文化研究会特聘专家，元好问学会顾问，山西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降先生有着超凡的人生经历及感悟，始终安贫乐道，志在求索，孟子的那句名言与先生的学术成就是相匹配的。他曾如此概括自己：“做老实人，读常见书，办本分事，写益世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4月22日，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元遗山论》增订出版研讨暨降大任先生追思会在太原举行。会议由山西省社科院、三晋文化研究会、三晋出版社、名作欣赏杂志社等联合举办，共有70余位省内外专家学者参加，包括来自全国的在研究元好问及辽金元文学卓有成就的多位专家学者，如中国政法大学黄震云、中国传媒大学张晶、吉林大学王昊，以及中国元好问学会会长狄宝心教授等。
与会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降先生在元好问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认为《元遗山论》是中国元好问研究的扛鼎之作。而降先生在《晋阳学刊》开设相关专栏，帮助成立中国元好问学会，也推动了此类研究之热潮，且培养、扶助了一批年轻学人的成长。
本省专家学者，如原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玉明、山西省作协主席杜学文、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高春平、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魏宗禹等，突出强调了降先生对山西文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三晋出版社社长张继红等人则强调了他对于山西出版的贡献。为配合会议，三晋出版社出版了《降大任先生纪念文集》和《降大任遗著摭存》，名作欣赏杂志社则推出了《明月入怀：降大任画传》别册。
与此同时，“勺斋的诗”书印展在忻州市五台书画院开幕（降大任斋号为“勺斋”）。忻州市宣传部部长周如璧认为，降大任是忻州继元好问、傅山之后的又一座文化高峰，是忻州人的骄傲。降大任的诗，蕴含着真淳深美的人格情操。
在展览上，降先生描摹自己的一首诗让观者感慨不已：“又是一年杨柳青,垂条扑面漫缠身。单车骑上并州路，谁识人间一鲰生。”这里的鲰，多作自称的谦词。
廿卷遗著等身论
降先生知识渊博，对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以及美学、文化学、哲学、伦理学等都有深入研究，在主持《晋阳学刊》期间，把一份严肃的学术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编刊之余，他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出版有20余种学术著作，均在三晋学界引起不俗反响。特别是关于元好问文史哲一体的研究法，在全国亦独树一帜，领风气之先。
20世纪80年代，一部《元遗山新论》问世，降大任这个名字就传遍了“元好问研究”的学术文化圈。降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那就是自遗山（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离世后的700多年间，学术界仅将他界定为一介诗人，实则他在传承文化与保护文人方面有着巨大贡献。
在《三晋历史文化特质》一书中，降先生指出，三晋文化具有中华文化最古老的渊源，具有中华民族崇尚正义、宁死不屈、抗御强暴、爱国爱乡的英雄主义鲜明内涵。崇尚正义、抗御强暴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核心内容。这种精神为中华全民族共同崇尚，始终传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精神在三晋文化中尤其强烈而鲜明，特别令人瞩目。
他说，作为山西人，要研究山西，介绍山西，推动山西文化的当代发展。
降先生在文化复兴事业中竭力尽心，对文化发展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他主张对传统文化先加以继承和研究，再谈批判与遗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全盘肯定传统文化，而是对批判持有谨慎的态度。这是对文化的负责，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非凡创造力铸就了伟大而灿烂的文明，并以独有的魅力和生命力一脉相承。降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扬弃律”：每一种文化的新形态总是既有保留又有抛弃，并有所创新，会表现出批判、继承、创新三位一体的特征，传统文化在本质上不是封闭的，它的文化形态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显示出一个总的趋向，即推陈出新。
倔强直言敢求真
降先生慧眼识珠，提携新秀，且愿为人师，不吝指教，受惠者众多。
晋阳印社秘书长、青年书法家张星亮，曾不止一次说起降先生的绰号“降百度”之来历。一群朋友品茶聊天时，七嘴八舌地向降先生请教，有学术疑问，也有困惑难题，内容涉及诸多领域。老先生听完，不慌不忙，手摇折扇，啜一口香茶，侃侃而谈，令众人豁然开朗。后来的一位朋友倚在门口听得入了迷，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不就是“百度”吗？
“两年严师，一生教益。”《名作欣赏》副总编张勇耀感念道，在先生的殷殷教诲与指引下，自己与他人合著完成了《孔天胤传》《山西历代名宦传》，“先生说，肯下苦功夫、笨功夫是做学问的正路”。
做了一辈子学问，即使在病中，降先生考虑最多、牵挂于心的，还是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他感叹当代太多民间学者（非高校）的无组织（无相应协会）、无待遇、无传帮带，因而也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形成学术氛围的现象。他躺在病床上，还反复嘱咐张勇耀：“以后如果有力量，就要往这方面努力……”
降先生性格耿介，文风犀利，且乐观豁达，幽默诙谐，有儒者之风。在探讨聊天，抑或会上发言时，对待学术极其严谨的他，只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即直言，常常“唱反调”，毫不苟且。有人说，他的为人有点“嘎”。应该说，有点名士气，他说话的声调、待人接物的风格，显得与他人不同。
但是，他每每总有新的观点脱口而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傅山学社社长范世康说，降先生有遗山先生（元好问）的风骨，特立独行，敢于直言，求真求实，做真学问，具有学人风范，为振兴山西文化不遗余力。
张勇耀说，先生的“反调”颇不易得，这得有不怕得罪人的勇气，以及让人敬服的真学识，“最近与降夫人张秋怀女士及阎瑞峰等老师达成初步共识，欲以降先生名义设立基金，奖励全国在辽金元研究及三晋文化研究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学者，计划两年或三年评选一次，做成全国范围的奖项。具体事宜待商定后再作发布”。
秀容又出“元好问”
降先生签名落款时，常署“秀容降大任”。忻州古称秀容，即元好问的家乡。对于这位同乡先贤，降先生怀有深厚的敬意，他正是元好问之异代知音。
降先生长于思辨，于元好问研究用力甚深。其《元遗山新论》于1988年出版，是20世纪以来大陆学术界第一本关于元好问研究的专著。它代表着降先生元好问研究的成就，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元好问及金元文学史学研究的发展。
金元之际，其实是一个战火频发、生灵涂炭、血肉横飞、朝生暮死的人间炼狱，山西这块土地在那个时期是被血泪浸透着的。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推荐人才，是支持耶律楚材用“衣冠礼乐、纪纲文章”，“致太平之功”，并认为保存、宣扬先进的中原文化是振兴中华的首要途径。身遭战争苦难与亡国之痛的元好问，一生并没有做蒙古国的官，且写出大量诗文，控诉战争的罪恶，反映各族人民的疾苦。
“遗山先生是金元之际中华文化的先进代表。”降先生指出：“评价历史人物，要将该人物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不能只看其人是否有忠君乃至以死殉君的结局，而更重要的是考察其人是否有忠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之奋斗的大节。史家对民族英雄人物的评价，不仅应该表彰那些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敢于慷慨赴死的如岳飞、文天祥式的烈士，还应该看到那些不肯为殉君而死，隐忍负谤，坚持为弘扬中原先进文化而不懈奋斗的志士，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而元好问就是这样一位抱有弘扬中华民族进步文化、以‘国亡史存’而抗争的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伟人。”
元好问，除了是一位诗人、史学家、教育家外，还是一位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其思想体系以儒为主，兼采释、道的“杂学”形式的哲学思想；他是集大成的人物，其文化成就带有兼容并包的性质。
元好问，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局出发，以重振斯文为己任，为延续和发扬中华文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回乡后潜心修史，建起“野史亭”，以一己之力多方搜集，汇集上百万字的资料，编成了《金源君臣言行录》。
降大任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这一基本前提出发，肯定了元好问重民高于忠君、维护全民族利益高于拘守统治民族狭隘利益的大节。他提出，“先生不独是诗人”，元好问不仅是继杜甫之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集大成的杰出诗人，而且是一位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为民重义的气节之士。他还受托为友人料理后事，抚养遗孤，如后来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
通过多年的研究、写作，降先生亦仿佛得到遗山先生之真传。
百代声名留三晋
降先生退休后，并未放下学术之笔，仍担任《晋阳学刊》特约编审，并被推选为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回顾学术研究之路，他深有感慨，时常告诫年轻学者，在学术的选题上要勇于创新，敢于提出不同于传统见解的新观点，不能追求时尚、热门的选题，且一定要忠于史实，他反对自以为是的标新立异和无根之谈。
“他在临终前、夜梦中，还从古典中查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一言之出处。”好友魏宗禹耳闻此事后，感动不已，说道：“大任向来轻视那些为物所役与被名利裹挟者，一生兢兢业业做事、认认真真做人。唉，以后我就更‘孤闷’了，可以‘吵架’的人是越来越少啦！”
念及病中的降先生，其夫人张秋怀回忆道：“大任的坚强和求生的执着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他说，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比如侯马盟书，是我们山西的宝，但只有圈内的少数人了解，他想让它普及至大众。再比如，山西要开发旅游，三晋文化应该再配合着编一些普及型读物，以引导年轻人，了解我们山西的文化。”
2017年冬，忻州和山西电视台曾先后到医院对降先生做了采访。他说，以山西风陵渡为圆心，几百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大圆，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临终之际，他仍眷恋着自己付出毕生心血研究的河汾一方土地。
先生去世一周前决定放弃治疗，从容安排好后事，坦然与亲友告别；选择了平静地在病榻上等待大限来临，而不是被插满管子紧张抢救后仓促离去。他留下临终遗言：不放哀乐，不收花圈，不纳礼金，不开追悼会，骨灰适时撒入汾河。
“唱啊，朋友们，明晨要启航，驶向雾蒙蒙大海洋……啊，别了，亲爱的海港……亲人的蓝手帕在挥扬。”在夫人张秋怀用手机播放的俄罗斯歌曲《海港之夜》中，他优雅地走了。
之后，亲友们意外发现，1993年也就是25年前，降先生曾以“常乐”为笔名发表短文《死而不死之愿》：“……当我走到人生的终点，我亦愿人们如此待我。倘如此，死也就是不死。我以为，死而在人心中复活，才证明生之价值。”他亦有言：“生如过客，死即回家。”而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降先生的一片苦心，一腔热情，将激励后进，推动三晋学术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
杜学文说，在他耿介桀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火热而又柔软的心。他真的很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以至于要把骨灰撤在孕育了华夏文明的大河——汾河之中。因为，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降先生热爱山西这片热土，热爱山西文化，他的生命和灵魂要和山西大地化为一体。
本报记者 李尚鸿 文/图 (责任编辑：北京IT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