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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传统士人的进退维谷的生存处境，尤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氛围、环境等，提出批判。我读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大传》，颇有感慨。朱子一生，起起落落，临终被打为伪学、禁学。他壮年时知南康军，不断抗争，为民赈灾。尔后，朝廷派他去浙东赈灾。束先生的书中写道：朱熹在浙东的作为与朝廷的愿望和目的越来越远，为朝廷所不容。朝廷是让他代表朝廷做出少许业绩以显示皇帝的深仁厚泽，朱子却真当回事，一定要“民被实惠”；朝廷本只让他赈济灾民，他却进一步要为民减赋免税；朝廷本只把这场灾荒看成是天灾，他却进一步看成是人祸；朝廷只认为这场灾荒责任在地方，他却进一步认为根子在朝廷甚至是孝宗皇帝赵眘本人；朝廷本只要他措置赈荒中的“事”，他却进一步要惩处赈荒中的“人”。朱子上状尖锐批评朝廷、皇上，最后为上所不容，终于倒了大霉。

明代王阳明的生命中也有类似状况。

从思想文化的背景来看，为范仲淹所高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也就是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精神的活用，进而形成两宋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但孟子精神并不仅仅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面，同时还有对王权专制作批判与抗议的一面。

儒家忧乐观的现代意义

对于那些谋道不谋食、心忧天下的儒家士大夫而言，个人的贫富穷达不在他们的念虑之中。如北宋初年的李觏，政治方面有抱负与追求，使得他充满了对于“邦国政教有玷缺不完者，下民疾害有酸楚未复者”的忧患。他曾经尖锐地揭露当时统治者对民众疾苦的漠视和下层社会民众在困苦中无处申诉、求告无门的社会现实。

实践儒家学说，也使得北宋思想家张载不计清贫，追求“孔颜之乐”。横渠镇地方偏僻，物产不丰。张载家中的田产仅够维持生计，他不以为忧，仍乐善好施。学生为生计所困，他总会施以援手，“虽粝蔬亦共之”。张载病逝时，“惟一甥在侧，囊中索然。

张载在《西铭》中曾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种论述，即是主张人在社会生活中，正确地理解人之生死，既不为生死寿夭所苦，也不为贫贱忧戚所累，而是以自己有限的人生，持守天地之性，践行天地之仁，担负起自己对天地父母及社会大众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圆满地获取人生意义，实现人生价值。“存顺没宁”是张载的人生境界论。他认为，人的生死同其他器物的成毁一样，也源于“气化”。人有生死实为其本有的特性。全面地了解人生的这种特性，“知生无所得，死无所丧”，即可以做到“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理性地理解人生，现实地面对人生。这样的人生境界论“体用兼备”，不论其理论价值，还是其实践价值，都对后世儒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我们感佩张载的心胸和意境，这对我们当代人的人格成长也有积极的意义。

具体来说，我认为，儒家忧乐观中有三点尤为重要，值得我们记取并创造发挥。

首先是：居安思危。

《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晋悼公多次联合诸国伐郑，郑贿赂晋侯以乐师、乐器、美女、兵车，晋侯把乐队的一半赐给大臣魏绛，被魏谢绝。魏绛不肯居功，并引用《尚书》中的话，规劝悼公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这就是说，处于安定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有防备，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要防患于未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不能大意麻痹，掉以轻心。

《周易·系辞下传》记载：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里引用了《否》卦九五爻辞，说明心存戒惧、小心谨慎，时刻警惕灭亡，国祚乃可如系于丛生的桑枝，坚固久长。我们现在没有战争与饥荒，生活安逸，甚至有的时候太奢侈，人们的欲望太多，有人沉溺于声色犬马，争名夺利。没有危机感，这就是最大的危机。

曾国藩家书指出，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他发挥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时时警惕、批评子弟们的生活过于安逸、奢侈，认为这不利于家族和个人的健康发展。

可见，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家庭与个人，都应居安思危。这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在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得与丧中，处顺境而不忘逆境袭来的自觉。这之中就有理性。这是基于对人生与宇宙的透彻了解，并为理想的实现而动心忍性的智慧。

其次是：忧乐圆融。

这是已故庞朴先生的创造性阐释。他认为，忧患意识是知其为忧患遂因应生起来一种意志，或当前虽无忧患存在亦能存有此种意志（居安思危）的那样一种觉识。它意味着力求克服种种困难，力求实现某种理想，并深知自己行为的关系与责任之所在。也就是说，忧患并非杞人忧天，患得患失，孔子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不足，而是社会上有的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那么，忧患意识就是仁心或善性的某种自觉。

乐感文化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是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它不是“欢乐”或“快乐”意识，它是无意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态。

《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未临而如临，未履而如履，这才是忧患意识。真正临深履薄了，需要的就不是忧患意识，而恰好是其对立面——临危不惧，乐以忘忧了。忧患的本体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了。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就开始了，临近了。

庞朴认为，中华人文精神，既然是一种精神，不同于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包括忧乐在内的圆融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中国精神把忧患与乐感融合了起来，是一种圆融的智慧。

第三是：乐天知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