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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和终身之乐：“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的忧虑，是社会风气不好，人们不去修德讲学，改过迁善。孔子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他的“道”是文明的大道。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时，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的“吾与点也”之叹，赞同曾点的看法，向往暮春三月与青年、幼童同乐，在湖光山色中游览，边游边谈边唱，表达了儒家在积极入世的情怀中，也有潇洒自在的意趣。

孔子提出的道义原则、仁爱忠恕原则、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想，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据。这些价值理想通过孔子自己践仁的生命与生活显示了出来，使他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

孟子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先举了舜、傅说等六位人物的例子，说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出身卑微，经历艰难困苦，遭受过磨难、挫折的人，反而有柔韧性，忧患激励他们奋发有为，苦难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使他们有了新的成就。一个人，错误常常发生，才能改正；心意困苦，思虑阻塞，才能有所激发而创造。一个国家，假如国内没有具有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弼的士子，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忧惧，经常会被灭亡。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忧患使之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使之萎靡死亡。要奋发图强，不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孟子又讲“君子三乐”：首先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这是家庭伦理之乐；其次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是独立人格、价值理性之乐；最后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教育之乐。这三种快乐中，尤以中间一乐，精神自立的愉悦最为重要，即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

孟子十分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每每向诸侯进言，他从不把诸侯高高在上的地位放在眼里，绝不被那些“大人”的权势所吓倒。他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气概。他引用、重申曾子的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人家有人家的财富、爵位，我有我的仁义道德，我并不觉得比人少了什么。孟子有着这样的骨气和傲气，有着“舍我其谁”的气魄、胆识。他发展了孔子关于“德”与“位”的矛盾学说，举起了“以德抗位”的旗帜，对后世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影响。他有“天爵”“人爵”的区分。君子所追求的是天爵而不是人爵。孟子认为，道德原则或精神理想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不是依赖他人赐予的最为宝贵的东西，这就是“良贵”。别人给你的贵位不是“良贵”，“良贵”是自身具有的。

孟子还创造了“浩然之气”的名词。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盛大流行之气，充塞于宇宙之中。孟子主张调动气来配合道义，不仅使理义集之于心，而且使理义之心有力量，可以担当，可以实践，可以使理想变成现实。这样，面对任何安危荣辱、突然事变，就无所惧，无所疑，能当担大任而不动心。浩然之气是天地之气，也是我们生而有的气，只要不人为地伤害它，而善于保养它，就能合乎道义，辅助道义。

孟子提倡弘大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在生死与道德发生冲突时，“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冲突，实质上是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德性尊严之间的冲突。孟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表现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善的价值之极致，表现了人为人格尊严而牺牲的殉道精神。孟子笔下“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的行为标准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任道精神和崇高人格曾激励了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

传统士人忧乐观之背景的检讨

与这一思路相类似，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个人忧患的经历，造就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司马迁含垢忍辱，以这些先圣先贤为精神寄托，只为完成《史记》这一巨著。“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忍受奇耻大辱，写成了这一大著，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他开纪传体史学的先河，真正达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高标准。

我国文学史上，杜甫《天末怀李白》：“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李白人才过人，命运多舛，遭人诬陷。文学史上常常是悲愤出诗人，乱世出佳作。

我国传统有所谓贬谪文化，优秀的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贬过，韩愈、苏轼、朱子、阳明等等，不一而足。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反映了当时的知识人的纠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人无时没有忧乐，为什么而忧，为什么而乐，何时何处当忧，何时何处当乐？范仲淹自己被贬，此文即为他的朋友、被贬的滕宗谅而写，同病相怜，有感而发。此文被千古传颂，实因世代都有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他们“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以“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来麻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