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开始实施，改变了毒品可以随意购买的局面，，但是该法案限制购买的对象并不包含大麻等相对弱性的毒品。尽管在最初提案时，《哈里森麻醉品法案》涵盖了当时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成瘾性和危...

1915年，《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开始实施，改变了毒品可以随意购买的局面，，但是该法案限制购买的对象并不包含大麻等相对弱性的毒品。尽管在最初提案时，《哈里森麻醉品法案》涵盖了当时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成瘾性和危害性药物与毒品，但受制于原材料生产者、药剂生产企业、医生协会等组织的制约，最终《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对多类毒品和药物作出了妥协。新法案让消费者在购买相关药品时的规定更加简便，更改后的法案仍为毒品和相关药品在美国的肆意流通留出了空间。当时，医生仅需要每年缴纳1美元即可获得合法经营的证件，而购买者仅依靠个人自觉填写购买表格就可以购买到在规定剂量内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药品。此外，该法案并没有针对违反者设立严格的处罚措施，但由于时任总统伍德·威尔逊推进法案落地，以及当时的美国社会普遍反感吸食毒品，社会对该法案的执行相对到位。

截至1930年，美国实行大麻管制的州上升至14个。 一年后，针对大麻的管制更加普遍，全美有30个州先后通过立法管制大麻的非医用出售与使用。1932年，美国通过《统一州麻醉品法》在全国实现了对大麻的统一立法管理。不过，主流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当时美国各州对大麻的管制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对社会矛盾的转移。

△二战期间，大麻作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原料，受到美方的重点保护和支持。美国本土种植的大麻，大都用以制造降落伞、帐篷、绳索等。

1937年，出于大麻本身作为工业原料这一战略物资的考量，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大麻税法》，试图通过增加对大麻的税收防止一刀切的禁令影响大麻作为战略物资的储备与生产，但《大麻税法》没有对工业用途与麻醉品用途大麻进行严格区分，工业用途大麻随着缆绳、降落伞等军工物资生产进一步扩张，也让大麻走私在美国民间发展起来。同样是在二战时期，随着大麻大量医用临床研究的积累，其作为毒品的属性逐渐被探明。但此时，大麻作为毒品也在美国社会蔓延开来了。

二战结束后，海洛因已成为美国社会流行的毒品，官方认为，大部分吸食海洛因的人是从使用大麻开始的。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麻醉品管管制法》，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大麻的管制都进入了极端严格的阶段。

两场战争引发的 “毒品战争”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与苏联进行冷战，美国政府在军事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投入。然而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开支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反战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对立。以“垮掉的一代”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横行美国，社会过度放任自由，毒品成为“垮掉的一代”的青年美国人反叛主流文化的标志。

△“垮掉的一代”代表，杰克·凯鲁亚克及其代表作《在路上》

也是在这个时期，有关研究开始对大麻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提出质疑，美国的毒品政策也开始出现改变，开始放宽对毒品违法者的惩处力度。同一时期，医药化学合成工艺的进步为当时的美国青年提供了大量的合成毒品，如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也称为“麦角二乙酰胺”，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多数使用LSD的人也同时使用大麻或海洛因。1970年，美国国会颁布《药品滥用预防和管制综合法》，确立了毒品分类的调整体系，结束了对毒品的极端严惩阶段。1972年，全美4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施《统一被管制物质法》，拥有大麻被定为轻罪。

△LSD最早是无色、无嗅、无味，就像清澈的纯水；后来毒贩将LSD溶剂滴在纸上，直接把印好的小纸张浸泡在LSD溶液里，小小的一片纸，剂量就有30至50微克。该毒品毒性极强，一般是摇头丸的3倍。几微克就足以让人产生幻觉，使用后通常会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并出现急性精神分裂和强烈的幻觉，造成极大的心理落差。（资料来源：中国禁毒）

为应对愈来愈泛滥的毒品问题，1968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合并多个毒品管控机构并成立麻醉药品和危险药物管理局（BNDD）。而在这一时期，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是在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开宣称，“吸毒是美国的第一公敌”，并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毒品战争”（Drug War）。但是此时尼克松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并不包含大麻，仅仅是以海洛因为代表的具有极强成瘾性和危害更大的毒品。与毒品泛滥的起因类似，促成尼克松政府对禁毒采取如此果决判断的也是一场战争——越南战争。

△美国国立研究院研究员格里沙·梅特莱于2013年3月发表文章，记录了美国官方应对药物成瘾与毒品泛滥的政策与举措。（来源：美国国立研究院）

1971年，两名国会议员罗伯特·斯蒂尔和摩根·墨菲发布了一项关于海洛因滥用的报告。在之后美国国内历史教育课程中，该报告的公布被称为“爆炸性的”。这份报告指出，有10%至15%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对海洛因成瘾。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尼克松当时主要担心的并非是士兵大量吸毒，而是担心民众认为是越南战争导致大量士兵染上毒瘾，进而影响他的政治生涯。故而，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均强调，药物滥用是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试图将军人毒品成瘾的源头从越南转向美国本土。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国立卫生研究院（PMC）的相关资料记载，“尼克松希望美国民众知道，大多数毒品成瘾的士兵在到达越南之前就使用过毒品。”与尼克松出于政治考量，试图将美国民众的视线转向毒品泛滥这一社会问题如出一辙的，还有尼克松对毒品管制的具体措施。

尼克松与他的“别无他法” 

美国国立研究院研究员格里沙·梅特莱在他2013年3月发布的关于美国应对成瘾政策的相关文章中，记录了尼克松对他的毒品管制措施的相关描述。“我们的目标不一定是令吸毒者戒毒，而是让吸毒者成为一个有工作、守法和纳税的公民。”这段话基本表明，尽管尼克松提出了“毒品战争”这一概念，但其目标并非根除毒品，而是为毒品预留出一定的空间。作为印证尼克松这一禁毒政策的实例，当时应声成立的预防药物滥用特别办公室（SAODAP）设定的禁毒目标为，“即使不能完全防止复发，此类计划仍然致力于打断成瘾的循环。

△尼克松对待禁毒的相关表述（资料来源：美国国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