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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必须付诸于实践，不能空谈，不能口头禅。就这个意义上说，这句话成立。但这句话并不全面。道德不能空谈，但不能排斥不说。

        古人“三立”之中，德功言并列，可见立言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道德具有知识性，道德知识有赖于言说，传道授业解惑，传播道德真理，以及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说真话，本身就是一种德行。只要“修辞立其诚”，立言就是立德。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也是说出来的。

        不知而言，是妄言；知而不言，知真理而不宣传，知正义而不弘扬，知谬论而不批判，则是自私，是对文化社会责任的放弃。圣贤不妄言也不自私。有德者必有言，必有真言善言美言。

        知道就要传道，立言就是立德。佛祖不能不说法，他一生滔滔至死方休；儒家将言论与行为并视为“君子之枢机”（《易经系辞上》），故圣贤大儒不能不诲人不倦或述作不休，即使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老子，也不能不留下五千言。

        吕坤说：“终日不歇口，无一句可议之言，高于缄默者百倍矣。”“无一句可议之言”只有圣贤做得到，但是，说政治真话，揭社会真相，论古今真理，求生命真谛，杜绝假恶丑言，却是文化人应该努力做到的。

        道德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可行也可言，可教可学可以言传，可以启蒙教育。例如道德的奥义和真相是什么，有哪些规范和标准，有哪些修养方式和法门，次第如何，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怎样，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德育题中应有之义。

        或说：“道德绝不是作为学问存在的”、“有伦理学家，没有道德家。道德多言即空”云，这是否定了道德的知识性和德教的可行性，也否定了古今中外各派大师大德。信解行证，解为其一，理解和解说都很重要。孔子学不厌诲不倦，孟子好辩，所诲所辩都是正知正见即正确的道德知识。

        孟子距杨墨，放淫辞，辟邪说，韩愈称赞他“功不在禹下”，功德像治水大禹一样大。后人视韩愈于儒学也有大禹治水之功，说他“道济天下之溺”、“障百川于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所以又用他称赞孟子的话又来称赞他。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内容，就是道德知识。正知正见确定不疑，然后才付诸于实践。

        为了维护仁道、阐明正理和抵御邪说，荀子在《非相篇》提出“君子必辩”说，将论辩提高到探讨真理和捍卫真理的高度。他说：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荀子-非相》）

        大意是，君子一定能言善辩。大凡人没有不喜欢谈论他喜欢的东西，君子尤其如此。小人谈论险恶而君子宣扬仁义。言论不符合仁义之道，那么他开口还不如沉默，他善言还不如笨拙；言论如果符合仁义之道，那么善于言论者为上等，而不不善于言论者为下等。所以合乎仁义的言论是伟大的。

        荀子又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能言能行最好，既能踏实践履又能教导他人，不能行而能言，说得对，亦有一定的作用，可见言说的重要性。

        口言恶而身行善、理论错误而实践正确的情况则是没有的。要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首先要分得清是非善恶贤不肖；要做一个坚持正道、维护正义的正人君子，为重建中华贡献力量，首先要正确辨别义利、正邪、华夷、君子小人的不同。

        对于道德良知，“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而不能知就是缺乏学问。不能知必然用得不好，不能言难免行不中正。此所以为百姓也。儒家君子则不同，能行能言，言行一致，行之无偏，言之有理，所以能够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反儒家反掉的是最正确的道德知识，故实践必然错误百出，认知必然颠三倒四。大量反道德现象披上了道德外衣画皮，许多反道德人物扮演道德模范的角色。不分青红皂白、颠倒是非善恶早已成了普遍现象，愚昧成了无数中国人的致命伤。

        愚昧也成了道德重建、儒家重兴、中华重光的一大障碍。

        文化人除了勇于践履，还应该擅于传道解惑和勇于批判歪理邪说。有德者必有言，就像太阳不能不发光。文化人发言就应该像太阳发光一样发出智光德光，良知之光。这是驱除道德蒙昧、净化世道人心的必须。（关于道德蒙昧，请看《道德蒙昧是最大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