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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华早报网3月14日电/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6日发表文章，题目为《一系列不幸事件》，作者为戴维·巴拉什，全文编译如下：

        如果每次收到那种兴奋地宣布“达尔文错在哪里”以及进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不是怎么一回事)的电子邮件我都能得到一块钱就好了。我猜，物理学家同样穷于应付有关如何做一台永动机或者相对论背后隐秘真相的各种意外发现等问题。因此，我对《生命新史》的问世并不特别激动。这本书的副标题声称“地球生命起源与进化的全新发现”，书封则断言“我们眼下理解地球生命历史的范式追溯到查尔斯·达尔文时代，可近几十年的科学进步彻底改变了那些老旧的观念”。我想，至少，彼得·沃德和乔·基尔施文克是真正的科学家，准确地说是古生物学家。而且他们的文字也好。

        但是，就算真正的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忍不住要提供新的范式，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吹自擂。已故的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坚称，他和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奈尔斯·埃尔德雷奇共同发明的“间断平衡”(一种模糊进化与革命之间界限的生物学理论)的概念颠覆了自然选择如何进行的传统进化论观点。简而言之，他错了。这种概念并未从根本上背离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而只是强调这个过程有时迅速，有时缓慢。

        古生物学家尤其喜欢声称他们找到的每块化石都是全新的发现(至少是新物种，如果不是新的始祖)，这几乎构成一部滑稽的历史。此外，长期以来，因为化石记录的种种局限，他们对进化始终抱一种奇特的视角。这些都使我对《生命新史》抱更为怀疑的态度，不认为它能提供有关生命的新历史。

        达尔文是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也是地质学先驱，他的洞见以朋友和导师查尔斯·莱尔主张的“均变论”的核心概念为背景。之前在地质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一直是“灾变说”(比如“诺亚方舟”时代的大洪水)。因此，化石记录被看做体现了新物种的诞生与灭绝，其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反常的”天外救星做到这一点。相反，“均变论”则假定世界(有机体和无机体)通过当前正在运行的过程继续演化，这种想法更好地解释地质变化，但也要求从漫长的时间和极缓慢变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均变论”最终胜利，因为其提供了充足的时间给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即促进健康的变异逐渐积聚，速度很慢但不可阻挡地“创造”了有机物的世界。

        但是，近来，“均变论”却节节败退。“灾变说”卷土重来，带着一声巨响，或者洪水，或者宇宙辐射，或者大量之前不为人知的讨厌化学品。这样，我们从作者们那里得知，我们古代的祖先不得不对付“火、冰、雷电、毒气、食肉动物的尖牙、残酷的竞争、致命的辐射、饥饿、栖息地的巨大变化、对地球上每个可居住角落的无情殖民过程中的战争与征服——每个情节都给今天的DNA总和留下痕迹”。其结果是一种新的理解，与其说围绕新有机体的产生，不如说围绕导致物种灭绝的事件：这些事件曾经被认为非常缓慢，而且不大可能发生，但现在却越来越被视为进展迅猛并在有些时候带来灾难。

        对灾难的强调是《生命新史》的3项核心新发现之一。第2项核心发现涉及某些常见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无机分子，特别是二氧化碳、氧气和硫化氢。沃德和基尔施文克很好地显示了这些卑微的无机物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地球上的生命。比如，两位作者写到“大团剧毒硫化氢气泡升入大气层”“地球杀戮的新词条，提供了从海洋到陆地灭绝的关联”。他们后来显示，高浓度的大气层氧气很可能是翼展达到30英寸的蜻蜓得以进化的关键。

        在这里和其他一些段落，《生命新史》因为富有感染力的热情、给人深刻印象的学识和对生命时起时落时快时停的艰辛历程的可信叙述而值得赞许。生命与其说是在数亿年的时间里逐渐展露，不如说是面对各种危机和机会在跌跌撞撞中前行，这包括太多的氧气、太少的二氧化碳、太少的氧气、太多的二氧化碳、太热、太冷——极少出现“不多不少”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还好，除了在急于强调新的、不同的东西时，两位作者在古尔德坠入的陷阱边缘摇晃，那就是夸大自己想法的独创性。地球上上演的灾难和同样剧烈的化学爆发无疑应该得到沃德和基尔施文克极力主张的关注。但这些只帮助描述了自然选择发生的环境，而远非什么全新的机制。进化本身仍然由那个强硬的过程驱动：某些遗传要素胜过另一些遗传要素的差异性繁殖，这是进化生物学家早就公认的根本。

        涉及所谓新范式的第3根支柱，问题就来了。作者写到：“生命的历史或许由物种构成，生态系统的进化却始终是影响现代生命形成的首要因素……我们知道，远古时代，有时会出现全新的生态系统，生活着新的生命形式。”这没错，但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新的生命形式”而非整个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