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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于被围猎后，詹顺舟心中开始有了“一杆秤”，不过这个“秤”不是称自己的职责，而是用来称自己的经济收益。他会按照不同工程项目的获利比例，心中盘算定下收钱的数目，如果哪个老板送的少了，他会以不同方式进行暗示，或者干脆当时推托不收，事后再找机会索要，直至达到心中预期为止。某老板在詹顺舟的帮助下，承揽了敦煌市数个工程，获利颇丰。他连续几次给詹顺舟送去几十万元，詹顺舟都以“你先放着”“以后再说”等借口推辞了，过了一年多，詹顺舟以买房缺钱为由，一次向他索要230万元。

詹顺舟有两大爱好。一好玉石，经过多年的“把玩”，詹顺舟自诩是懂玉的行家，商人老板和干部送来的玉他先自己鉴定，认为好的才收，不好的就当场退回去，让对方重新购买，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铺去买，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购玉的钱辗转腾挪进了他的口袋。二好打麻将，对此老板们自然“心领神会”，争相陪着打牌，变相输送利益，詹顺舟则“只赢不输”，欣然接受。为了提高效率，他有时会一晚上安排两个甚至几个麻将场，把这个桌子上的钱扫光后，赶到另一个场子接着“捞金”。

谈及这些爱好，詹顺舟说：“我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爱好的，都是老板培养起来的，一开始人家跟你一块玩，给你送点小东西，玩着玩着就上瘾了，和商人老板也成了朋友，最后越套越深，就像‘温水煮青蛙’。”

成由勤俭败由奢。詹顺舟儿时家境贫寒，在他的记忆中，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捡粪挖野菜、喂猪养鸭、到县城卖菜中度过的。刚走上工作岗位以及刚结婚那些年，詹顺舟生活节俭、平淡，一斤六元的水果嫌贵只称四两，婚后两年妻子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买过。

随着职务的升迁、地位的提高，詹顺舟的生活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2006年“提拔失败”后，他和一些商人老板混到一起，耳濡目染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滋生蔓延。他热衷穿高档服装、戴名贵手表，将一名房地产老板送的两套房子打通居住，面积近350平方米，装修十分豪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仍多次乘坐飞机头等舱，配备超标准公务用车，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多次接受私企老板安排的旅游、宴请等。

正所谓“玩物丧志”，詹顺舟不再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的后期，除了有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或出差，他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上午睡到十点左右起床，下午约老板打牌吃饭，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批阅文件、安排工作，一些工作抓得松松垮垮、敷衍了事。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敦煌被查出的胡鑫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22起重大涉黑案件之一，其中有4名副县级干部充当“保护伞”，该案正是发生在詹顺舟主政敦煌期间。

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偏一尺。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导致行为上不断失范越轨，在各种错误观念的侵蚀和商人老板的围猎下，最后詹顺舟彻底突破了道德底线和纪法红线，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污染了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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