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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失落的一代”

        当下香港社会在文化、知识及技能方面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于年轻一代尤其明显。

        一如所料,“青少年教育和发展”成为本年《施政报告》的重要议题。学生领袖在早前完结的占中扮演领导角色,特首回应年轻人诉求,确是责无旁贷。

        步入后占中时期,不少人指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人,这是否真实情形?若是,那么政府为年轻人提供创业配对基金、生涯规划指导以及更多北上实习、交流的机会,是否足以安抚这些“失落”的年轻人?

        年轻人的确是占中的重要一员,但如果说所有年轻人都如占中死硬派一样充满​​愤怒,并且决意推翻建制,那肯定是言过其实。年轻一代的政治取态,其实跟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样各有不同。

        一般来说,不论薪金水平如何,对自己工作满意的年轻人或许同情占中示威者,但大多跟示威保持距离。

        他们跟其他日常生活受影响的市民一样,很快对每日要早起一小时以上应付交通挤塞感到厌烦,并希望尽快回复正常生活。

        至于18-25岁年轻人中最富裕的0.1%,他们得到父母最好照顾、接受最好教育,前途无限,基本上对占中不为所动。

        作为社会最顶级专业人士、学者、高级公务员或商界领袖的子女,他们自小被培养做接班人。嘈吵的街头示威对上流社会的个人计划没有影响,这批养尊处优的少数如常生活。

        一些教育水平较高、从事专业工作的年轻人(包括许很多海外归来的专业人士)被占中领袖描绘的愿景吸引,曾走上街头数日。但当他们醒觉到街头示威不大可能有成果,他们便重投工作了。

        然而,确实有少数满腔怨愤的死硬派,连续多个星期跟警方进行城市游击战一样的纠缠。他们面对胡椒喷雾及警棍,更随时留下伴随终身的刑事罪行污点,究竟为了什么?

        一名示威的女孩在电视上向记者哭着说,她参与占中是因为“香港没有什么可以输”。

        其实,占中令香港输得惨重:和平示威之都的声誉尽毁,法治在多个星期受到冲击,与内地(不只是中央政府,还有人民)的关系跌至新低。

        占中之后,社会就2017年特首普选办法达成共识的机会,更是变得前所未有的渺茫。

        部分关注事态的市民曾跟示威者交谈,亦有媒体采访一些最为“出位”的示威者,例如“美国队长”以及自称“昭明公主”的易服少年;这些访谈均揭示一个共通点。示威者当中,有些坚定追随“真民主”意识形态,但除此以外,不少参与占中者从事劳动工作,月入低于$14,000,前景暗淡,更遑论置业成家或者获分配公屋单位。

        对他们来说,占中提供免费帐篷和水电,不时奉送膳食,而且比他们平日沉闷乏味的生活更自由和多彩。

        还有一些人通过网络上创造的虚拟身份,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能够透过动员大批群众示威,获得权力。

        与他们的际遇相反,有些香港青年因为接受过全球教育,而能够在海外取得重大的事业突破。

        尽管香港普遍对创新和科技缺乏兴趣,但一名毕业于史丹福大学电脑科学系的香港年轻人(其父为教授)却成功创立一间餐饮速递公司,最近和拍档同获《福布斯》杂志选为消费科技界三十位三十岁以下的成功故事之一。

        如此成就是基于卓越的教育。优质教育令年轻人具备创新技能,并能洞悉环球趋势,乘风破浪,这远比所谓“真普选”或“全面民主”关键。

        这些成功故事引伸出一个问题:要令我们和整个社会正面转化,哪个因素更为重要——是提供更多优质教育的机会,还是下放更多政治权力给群众?

(责任编辑:北京IT资讯)